“双碳”拖累了经济发展吗？

  从高碳化石能源向零碳可再次生产的能源转型，不是阻碍经济复苏的绊脚石，而是经济稳步的增长的内生动力

  新冠疫情之后，经济亟须复归正道，急需增长动能。于是，有一种论调称，“双碳”（碳达峰、碳中和）需要减缓实施，要以经济稳步的增长为优先事项——这是严重的误读。

  产生这种误读的原因，在于许多人的思维定式——发展就需要投资，化石能源产业资本密集度高，投资需求大，拉动经济，促进增长。“双碳”是绿色环保工作，是一种纯粹的投入，需要面子时做做就行了。

  经济发展有周期，有张有弛，经济稳步的增长不可能一路高歌猛进。三年疫情过去了，供应链要重新构建、政策要重新对接。在此情况下，全球包括中国推进《巴黎协定》目标并迈向碳中和的实践表明：从高碳化石能源向零碳可再次生产的能源转型，不是阻碍经济复苏的绊脚石，而是经济稳步的增长的内生动力。

  相比不可再生的化石能源，零碳可再次生产的能源技术发展迅猛，已经表现出日益增强的市场竞争力，比如风电、光伏在很多地方的发电成本已低于煤电。这在某种程度上预示着新旧动能的转换本身就是一种经济稳步的增长路径。可再次生产的能源设备、储能、终端用能设备的生产，产业链条比化石能源长，就业岗位多，增长动能大。

  可再生能源已步入规模化发展阶段。能源生产与消费的系统性变革，意味着垄断属性强的、规模化大生产的化石能源，其主角地位将逐步被有市场竞争力的可再次生产的能源取代。同时，分布式的能源生产和消费形式可望成为主流，全社会电气化程度将大幅提高。

  这一趋势是世界潮流。面对巨大的全球市场，中国企业要发挥产能、产量和市场竞争力优势，大踏步地走出去，为实现《巴黎协定》目标作出贡献。

  在过去的经济形态下，能源转型被认为是只增加成本、不产生额外效益的事情。对于能源产业来说，过去的思路是：经济环保和安全稳定不可兼得——于是，供能稳定、单位体积内的包含的能量高的化石能源必须是主体。

  可再次生产的能源经过几十年的发展，目前已经既能保证经济环保，又能保障能源安全了。当然，这需要有一定的配套建设，比如储能设施、电网改造等等。

  可再生能源的环保性无需多言，这已是共识。从能源安全的角度来说，各种测算表明，用中国国土万分之一的面积安装可再生能源发电设施，就能够完全满足全国的电力需求。那么，石油天然气就不再需要进口了，能源安全就更有保障了。

  总的来说，能源转型是推动经济发展的，只是发展的模式发生了变化。这体现在以下五个方面：

  可再次生产的能源的产业链链条长，可容纳的就业人口更多。而传统的化石能源容纳就业人口较少。有就业才会有消费，才能拉动经济增长。

  可再次生产的能源的竞争力正在逐渐提高，而化石能源的竞争力正在逐渐降低。风光发电的成本在很多地方已经比煤电、气电更低了，而且成本还在不断下降。从国际视野上来看，中国的炼化、煤化工，以及燃气发电等行业并不领先，而中国的风电光伏全球领先。

  碳中和已经是全球共识。因此，高碳排放的化石能源从长远看有较高的投资风险和产能过剩的风险。可再生能源是历史发展的趋势，不可阻挡。

  在能源安全问题上，中国的石油天然气高度依赖进口，且价格上没有话语权，运输上也存在风险。相比而言，可再生能源立足国内，没有能源安全问题。

  可再生能源的发展将以分布式为主，这对能源生产和消费都是革命，它孵化了新的经济发展模式。极端条件下，分布式能源设施更安全可靠。此次俄乌冲突下，大型电力设施往往是被轰炸的对象，一旦被破坏，受影响的范围非常大。分布式能源则能够尽可能的防止一损俱损的后果。

  这些都说明，能源转型促进了新的经济稳步的增长。只不过现实阻力较大，传统的化石能源产业经过几十年的发展，家大业大，很难接受自己的蛋糕被分走。这需要政策制定者看清方向，适时改革。

  基于可再次生产的能源自身的特点，零碳能源的生产和消费，将以分布式为主。以电力作为主要用能方式，逐渐替代并市场化地挤出化石能源。

  我们先来算一笔账。以华北地区为例：8平方米的屋顶可安装1千瓦的光伏组件，1千瓦的装机容量一年可以发1300度电。如果一个农村家庭的屋顶有80平方米，一年就可以发电13000度。普普通通的家庭一个月300度电就够用了，一年用电量不到4000度。

  如果家里有电动汽车，充电也绰绰有余。一辆电动汽车跑1万公里需1200多度电。那么这个家庭一年自用电量6000度就差不多了，还有7000度剩余。

  同样是80平方米的屋顶，华北地区一年发13000度电，西北地区可发15000度电，在南方光照条件差的地方可发11000度电，粗略地计算下，全国平均可发12000度电。

  像这样的屋顶全国有多少个呢？估计全国农村居民房屋约有3亿个这样的屋顶单元，再加上医院、学校、城市郊区别墅等等，总共大约有4亿个。总共一年可发电近5万亿度。这个数量对家庭自用和电动汽车充电都足够了，而且还可对全国电网贡献一定量的电量。

  当然，这要配备相应的储能设施。目前，可长时间储能的抽水蓄能、压缩空气储能在技术上和成本上都没问题了，一些化学储能蓄电池也能做到较长时间的储能。储能产业算是可再次生产的能源的延伸产业，既是一个经济增长点，也可以拉动就业。

  从上面的一系列数字能够准确的看出，可再次生产的能源的发展前途是没问题的，现在最大的问题是量还不够。从量变到质变，需要时间。

  从经济发展模式上讲，以分布式为主的可再次生产的能源从一开始就是竞争相对激烈的市场化环境，化石能源则是垄断经济发展起来的。经过多年的发展，化石能源现在是主流，守成者难创新——化石能源的垄断地位和垄断利润，具有“养尊处优唯我独大”的感觉，收入高、权威性强、话语地位重。

  在未来，以分布式能源为主、高度电气化的独立用电微单元、零碳能源合作社将是全社会的用能主流模式。这些新技术和商业模式，还处于技术系统的集成和市场探索阶段，其规模化复制和推广，需要假以时日。

  这种新的用能模式对化石能源体系的冲击是巨大的、颠覆性的。对电网的影响也比较大，但并不代表电网将不复存在，反而这对电网的调度和协调精细度要求将更高。

  居民和一些小型用能单位将分布式用能为主，但一些大型的工业制造企业，比如钢铁厂，以及一些重要的公共设施仍就保持以接入电网电量为主的模式。

  综上所述，能源体系正在发生生产方式上的颠覆性变革。我们应该认清形势，顺应历史发展的潮流。

  中国的光伏、风电产能、产品和市场竞争力在全球处于领先位置。尽管现在美国等国家开始力主打造本土供应链，但中国相关企业仍能发挥优势，在全球开拓更广阔的市场。

  世界要控制温度上升、实现碳中和，离不开中国的光伏、风电。中国企业要坦坦荡荡地走向世界，与更多的国家和地区积极合作，联手推进零碳发展。

  欧盟以及一些国家对中国产品提出了更高的碳足迹要求，设置一些绿色门槛。这看似是在给中国产品设置关卡、提高门槛，实际上这是由于我们自己的工作没做到位导致的，不是它们的标准太高，而是我们自己忽略了制定标准的重要性。

  比如，中国的光伏产品在全球的市场占有率高达70%，但为何没有制定出自己的一套标准规范，并对外输出到其他几个国家呢？再比如，中国的可再次生产的能源发电占比已经较高了，有关绿电交易、碳市场、绿证等一系列政策为何迟迟没有更新完善？

  因此，当务之急是中国的产业界要做好自己的事，制定好自己的标准规范、做好自主研发和创新，不用太担心其他几个国家的政策变化。做好基础工作之后，其他几个国家的所谓门槛就不是问题了。

  欧盟将能源转型和经济发展紧密挂钩，着力通过能源转型推动经济转型增长。美国、日本等其他发达经济体，明确不晚于2050年实现碳中和。中国的目标是在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我们不必操之过急，因为零碳能源转型是一个过程，不是一蹴而就的；但是，我们一定要要以净零碳目标的时间节点确立倒逼机制，发挥我们的优势，突破化石能源垄断供给的思维定式，迈开步子，走向净零碳。

  （作者为国家气候变化专家委员会副主任、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北京工业大学生态文明研究院院长）